不健康的官场生态造成心理压力过大，并无法得到排解，官员不希望心理问题被他人知晓，想方设法向组织部门隐瞒问题，而这又进一步加重了“病情”。
北师大教授许燕常给各级官员讲授心理课程。一位官员对她说：“许老师，你看见这扇窗户没有?我现在看见这扇窗户，就有往下跳的心思。”
北京市某单位领导，希望到雍和宫烧头炷香，但又不希望被别人看到，于是托关系，在某天雍和宫开门前，先进去烧了一炷香。
又一名官员死于“心病”。2011年9月21日，沈阳警方发现一具水面浮尸，经dna比对确认为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主任袁卫亮的遗体。警方消息称，这位47岁的副厅级官员7月29日被确诊患有抑郁症，不到两个月后因精神抑郁溺水自杀。
这应该是一个月内第四名自杀的官员。近年来官员非正常死亡案例多发，死因大多指向心理问题。
当然，自杀只是发生在少数人身上的极端表现，更多官员遭受焦虑、抑郁、失眠、多病的折磨。在权力光鲜的表面背后，一些扭曲的官场怪现象扭曲着官员的心灵，给他们带来巨大压力，而官场环境又决定了他们的“心病”难为外人道，压力无法纾解。许多案例和研究都证明，中国的“官心病”已相当严重，从中央到地方，从科级至部级，皆难以幸免。
那些抑郁的官员们
今年最广为人知的官员自杀事件，当属湖北公安县纪委干部谢业新的“11刀”，离奇的死亡方式一度引发舆论对官方“自杀说”的强烈质疑。“从心理学上看，用这种极其残忍的方式自杀，有时是用生理的痛去压抑其心理痛。”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许燕教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许燕经常给各级官员讲授心理方面的课程。有时，她遇到的官员会说：“许老师，你看见这扇窗户没有?我现在看见这扇窗户，就有往下跳的心思。”
在许燕看来，官员群体的心理健康确实不容乐观。她现在的每一次讲课，总能得到热烈共鸣。她在课件中列出“心理枯竭”的六大特征，台下许多官员听了之后迫不及待发言：“我们全都有!而且最严重!”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心理科曾透露，在该院就诊的心理疾病患者中，公务员约占10%，比其他任何一种职业的患者都要多。
心理问题给官员们的影响，重则罹患心理疾病、寻短见，轻则带来生活上的许多困扰。
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也接触了大量官员。他发现，失眠是困扰很多官员的大问题，而“失眠又是不少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史同时担任了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咨询中心咨询服务部的主任。
除失眠外，史占彪还发现不少官员有疑病倾向和强迫倾向。前者是总怀疑自己身体有病，害怕在工作中猝死，保持高度戒备的心理，吃了不少冤枉药，消耗了不少滋补品;而后者是要求做事万无一失，行事风格谨小慎微，事必躬亲，活得很累很辛苦。
就连不少官员所面临的身体健康问题(详见南方周末9月1日《请领导注意身体——官员群体健康状况调查》)，背后也是心理问题在作怪。“比如一些人的肥胖问题，并非是吃得油腻，久坐不运动，很大程度是心理压力导致人体内的皮质醇(一种由肾上腺分泌的类激素——记者注)偏高，导致免疫功能受损，睡眠不佳，骨密度下降，腹部脂肪增多，学习记忆功能下降，情绪压抑沮丧，甚至生殖功能失调。”许燕说。
一名中央机关干部的经历便是证明：他在处级时工作出色，提到副局级一年后就开始生病，身体难受，无法工作。他跑遍北京各大医院，却发现各项指标都正常，很难找出生理上的病因——事实上是心理压力导致了他的疾病。
制度不健康，心理难健康
以往，自杀即“畏罪自杀”，但现在这四个字已越来越无法解释近来发生的诸多案例。纪检部门发现，主动结束生命的许多官员并非贪腐分子，有的甚至是责任心很强的优秀官员。
为什么好干部也会自杀?问题引起高层的重视。
借助心理学研究，“黑手”渐渐被廓清——压力。在今天的中国，当官面临的压力超过许多职业。“我们研究发现，国家机关干部所面临的压力在社会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史占彪说。
压力源于何处?一项针对某部委干部职工的调查发现，压力来自五个方面：工作责任重大，民众期望值高，工作量大，升职困难，目睹腐败现象。
这与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龙立荣的分析接近。在龙看来，官员自杀的原因主要有三种：一是官场人际关系微妙复杂，官员晋升压力大;二是责任政府之下，官员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三是受腐败牵连。
除拆迁、信访等特殊岗位官员外，纪检、审计、药监等部门官员也是心理负荷大的群体，他们没有审批权限，总是得罪人，接触社会很多阴暗面，面临很多诱惑，因此成为心理专家眼中特别关注的群体。需要经常出差的办案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则更糟糕。
根据许燕的调研，就官员的级别而言，处于“夹心”层的中层干部心理健康状况最差，由压力导致的心理枯竭程度最严重。
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对3500余名干部的调查结果则显示：越往高层，心理压力越小;处级以下干部比处级以上干部感受到了更大的家庭与工作平衡的压力;30至50岁的干部压力感受，大于30岁以下和50岁以上的干部。
这种差异被认为是高层官员资源多，对环境掌控力强，底层官员则相反。
但无论高级官员还是基层干部，“向上爬”时都会遇到压力。目前的升迁体系下，有限的岗位满足不了很多人的职业追求，关系、人情等潜规则又令升迁规则不明晰。未被提升的一些人会因为感受“不公”而情绪低落，出现很多心理反应。
就算顺利提升，也不能一劳永逸。一位专家提及，有一名厅局级女干部，能力很强，提拔速度很快，但到厅级后，发现工作复杂，开始失眠。尤其令她困扰的是，有几个处长她管不了，想换人也不可能。她感觉茫然、无奈，无法突破行政体制的牵制，渐渐出现心理问题。
史占彪说，从事行政工作要处理好规则和潜规则的关系，“做官需要灵活性、策略性、艺术性地去处理问题，高度警觉地处理微妙关系，这是东方文化特色，也是令官员们感到烦、累和无奈的地方。”
在许多专家看来，官员所面临的特殊压力来自官场的不佳环境——无论是纪检、审计部门官员面临的压力，还是官员晋升时的压力，实质都与不健康的制度有关。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的话说就是：“官员的心理要健康，前提是要有一个人人清廉的政治环境，用制度保护官员的心理健康。”
不敢说，不敢写
对官员而言，与越来越大的压力输入对应的，是少得可怜的压力输出渠道。
官员并不缺心理咨询的资源，但却不敢用。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咨询中心专门为官员服务，虽然咨询费不用官员们自掏腰包，然而真来求助的人不多——咨询中心一年咨询量不足600人次。
史占彪说，这一方面是官员对于心理咨询与心理辅导缺乏认识，另一方面是碍于面子不愿来——一旦被认为有心理问题，会让人耻笑或影响提职。
对仕途的担忧，的确是官员不愿意接受心理咨询的重要原因。当下中国对咨询内容保密做得并不好，官员们没有安全感，害怕自己的心理问题传出去，被解读为不胜任某个职位。
许多专家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官员们要么在街边用公用电话做咨询，不透露真实姓名、身份，要么托朋友找可信赖的心理专家，并只愿在饭桌上袒露心迹。遭遇心理问题的官员不敢说，也不敢写，那些“局长日记”事件让他们感到危机四伏。
与普通人向朋友倾诉来解决心理压力不同，官员们也难以从人际交往中排解压力。根据一项两千多位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参与的测试结果，三分之一的人人际交往差或较差，他们不愿意与一般人过多接触，在接触中感受不到亲密及相互信赖的关系。
“官员们从人际关系中获得心理支持和愉悦感，比一般人要少。”史占彪分析说，“他们因身份所限，不能建立过多、过密的人际关系;而且他们的人际关系多是事务性、职业关系，理性因素多，感情因素少。”
“官场就是这样，你希望自己在倒霉时得到他人帮助，基本不可能，大家都怕被沾上不利的东西。”许燕说，“所以我跟他们说，这是你的选择，你必须承担后果。不能只看到权力，权力背后有很多常人难忍受的生活状态。”
这种孤独的状态随官职提升会不断发展，越到高层，朋友越少，“高处不胜寒”。
不少官员被迫寻找其他途径，如信佛，向和尚诉说心事，目前成为一股潮流。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江西东林寺住持大安法师曾透露：有一位市长级别的官员找到他，说自己活不下去了，想要自杀，问他该怎么办。类似事例还有很多，大安法师教这些官员们用佛教缓解压力。
北京市宗教局一位人士还告诉记者：北京市某单位领导，希望到雍和宫烧头炷香，但又不希望被别人看到，于是托关系，在某天雍和宫开门前，先进去烧了一炷香。
心理测评屡遭“破解”
日趋严重的官员心理问题已经受到中央和各地密切关注，各种有关干部心理健康的讲座、书籍风靡一时，浙江等地还开展了公务员心理健康促进试点工作，省委书记几度批示。
官员心理健康程度与执政能力的关系，也被公开讨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就曾发表文章，指出“提高党员干部的心理健康水平，是增进执政能力的重要手段和必要措施”。
“领导需要具备决策能力和思考能力，一旦心理出现问题，这些思维功能就无法正常运转，你就会发现这个干部越来越不胜任了。”许燕说，“紧接着，就会出现逃避责任的问题，人在身心枯竭的状态下，没有力量承担责任，会躲避、推卸责任。”
组织部门亦与时俱进，在干部考核中愈发重视心理健康指标。北师大心理学院承担了干部选拔的部分工作，但许燕很快就发现，这项工作很难做下去，因为原有的一些心理测评方法被一一“破解”了。
“按道理说，这些测量工具都应该是保密性的，但现在都不是保密的。”许燕说。针对干部的心理测评方式，正不断被专门研究应试的人破解，令测试者无法通过测评得到真实数据。唯一的应对措施只能是不断研发新的测评手段，而新手段用了若干次后，会被再次破解。
这正是中国“官心病”的恶性循环：不健康的官场生态造成了过大的心理压力，并无法得到排解，官员不希望心理问题被他人知晓，想方设法向组织部门隐瞒问题，而这又进一步加重了“病情”。